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就绘画而言，以敦煌壁画为代表的佛教绘画，在中国美术史上，占据相当的地位。中国各地的庙堂寺院，从魏晋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八大山人，他们的艺术劳动,为中国绘画艺术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。四僧不必说，他们是佛家弟子，而那些并不吃斋念佛的画师，他们追求没有世尘干扰的超然境界，在自己的作品中追求那种宁静、恬淡、飘渺、深沉的禅意,文人墨客结佛缘变得十分自然。

笔者熟悉的人物画家中，乐意在笔墨修炼中塑造罗汉高僧的不在少数。倒不是画家都成佛家信徒，这完全是因为画家的劳动,无意中结了佛缘，人物画家董伟民对此深有体会。

笔者与董伟民交往多年，了解他丹青之路全过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通过临摹贺友直《山乡巨变》连环画，步入美术殿堂，到七、八十年代他已经在北京、西安等地人美社出版了《朱总司令的故事》、《海啸》、《红牡丹》等一批连环画册。九十年代以后，他转向中国画创作，从刘文西、方增先、刘国辉的人物画作品中汲取养料。尤其是浙派写意人物画的笔墨技法，使他逐步摆脱连环画的痕迹，能够自如的驾驭独幅画创作，并使其作品“苏武牧羊”、“品兰图”、“造桥人”等步入中国美术馆的殿堂。应该说，那个时期他的人物画主要表现现实生活。新世纪以来，他的绘画向古代先贤、先哲题材转移。至于涉及佛教题材，为罗汉、高僧造像纯属偶然。

据董伟民说，他这几年在书画社团的外出交往中，曾被邀请参加许多寺院的书画笔会，无意中结了佛缘。记得几年前，他赴苏南阳澄湖畔的皇罗禅寺笔会，席间寺院主持看到他即兴挥毫，一气呵成的“达摩面壁图”赞誉有加，休息时主持很诚恳的对他说：“你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功夫很适合画罗汉题材。你是否有意在这方面有所发展。”董伟民没想到自己的写意小品能获得主持好评，欣喜之余面露难色，他对主持表示，自己对佛教的认识很浅薄，怕难以胜任。而主持却热心为他打气，并向他介绍一些佛学常识，还送了他一些佛学方面的普及读物。最让他喜出望外的是，主持将自己珍藏的苏州西园寺五百罗汉雕像作品集也赠予了他……可能就是这次庙宇与主持的交往，使他开始了佛画创作之路。

后来他被邀请到庙宇的机会多了，无锡的斗山寺、松江的西林禅寺等等，所到之处他笔下的罗汉、布袋和尚均受到好评。在无锡斗山寺的贵宾室至今还悬挂着他画的“寒山拾得图”。

董伟民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一旦涉足佛画领域，他就处处留意收集与佛有关的书画资料。从明代的《五百罗汉图册》到当今王宏喜新出版的《五百罗汉台历》，他都细细研究过，后来他看到贯休的十八罗汉造像，那隆鼻朵颐、个性奇特的罗汉深深地震撼了他，他开始领会到罗汉造像的最高境界——“梵相”，他从中汲取养料，在自己创作的十八罗汉画作上，追求“梵” 意。如今他画的“十八罗汉图”手卷受到许多收藏者的青睐。这里选登的一些佛缘画作，是他笔墨实践中的又一突破。尤其“达摩一苇渡江图”用笔泼辣、洒墨大胆，注重书写性；其他如“贯休罗汉造像图”，在一般写意基础上，经多次烘染，使画面增添厚重感；“怀素书蕉图”在画面营造中注重人物形象的写意性，不拘泥于琐碎细节，强调画面的整体感。而“听泉图”则表现大肚佛的豁达大度，乐善好施，这与和谐文化理念也是相通的。

董伟民总结自己的笔墨：画孔子、老子等先哲先贤、要注重书卷气；画八仙醉酒、群仙祝寿等祥瑞画、要体会人物的“仙”气；而画佛祖、罗汉、高僧则要追随“梵”意。

佛教文化博大精深，华夏文明渊源流长，为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画家涉禅画、结佛缘、续文脉，善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