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少年来人物画始终是最为突出社会功能的一种品类，它表露着对历史和社会思想生活的鲜明取向，始终运用明快和写实的造型语言作为情感表达的丰富载体。著名画家默石曾说：“达其性情，形其哀乐”。海派人物画家董伟民先生正是用其扎实的文化艺术功底、潇洒熟练的笔锋、立意深刻的构思、高雅清秀的色彩，构成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，表达着自己的所思所恋，不断令观者动情和陶醉。

伟民先生1969年于上海轻专毕业后分配在西安工作，在堆积汉唐文化的这块沃土上，他开始扎下了自己的艺术之根。在那里，他住过窑洞，睡过干打垒，挖过防空洞，参于了比现在民工还要艰苦的基建劳动。他在柳青《创业史》故事发生地长安县王曲、杜曲的集市上画过速描，在黄土塬上给农家老汉画过肖像。在长安县文化馆，他一边喝着老农捧过来的白面糊糊，一边为农民画家讲连环画创作要领，与许多当地的农民画家交上了朋友。之后，他有幸接触西安美术学院的刘文西老师，受到他的影响，涉足中国画创作，以人物画为主。刘文西老师的人物画作品具有“亲近人民、深入生活、情感真挚、语言明快、风格浑朴、功力扎实”等现实主义的典型风格。作为刘老师门徒，伟民先生关注生活、注重情感表达，着重主题性创作与造型语言的塑造，为此，其早期画作带有西北黄土画派的画风。通过不懈的探索与磨砺，伟民先生的画笔能鲜明地表达人物画中的炽烈情感，并用艺术手法极力求取视觉效应，收到书画界的一致肯定。

几十年来，伟民先生先后在工厂、报社、出版社和政府机关从事产品包装设计、美编和会展组织策划等工作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经历挫折和鲜花掌声的正反境遇时，他都荣辱不惊，始终坚持学习，始终坚持着美术创作。从年轻时候临摹贺友直的《山乡巨变》开始，逐步走上了连环画创作之路。他先后在北京、西安等地出版了《朱总司令的故事》、《红牡丹》、《海啸》等画册，这个过程是当今中国画坛许多实力派画家都经历过的，这个阶段也是他走上美术创作的起步阶段。

伟民先生认为，写生是画家与物象的对话，能捕捉到最新鲜的第一感受，并不断地为画家带来创作冲动并诱发灵感，这是高级相机所无法替代的。四十多年来，他的足迹遍布祖国东西南北中，他至今还念念不忘赴延安、南泥湾、鲁西南老区和胶东诸岛屿的生活体验。他时常对朋友谈起广西三江桐乡的风雨廊桥，海拔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哨卡和界碑、青海塔尔寺前五体投地的朝拜者，东海沈家门赶海的渔船……得天独厚的自然与艺术环境，使他开阔了创作视野。他转益多师，博采众长，他以自己的阅历、艺术体验和创作实践，寻找自己熟悉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。有行家评论：伟民先生的历史和通俗题材人物画既有北方人的厚重，又有南方人的灵秀。此虽是溢美之词，也是对他善于吸取多方艺术养料的确切评价。

伟民先生有时候喜欢跳过绘画讲“厚积薄发”。谈到“厚积”，他认为是一个学习、认识、探索、实践的过程，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和艺术层面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人生的曲折经历、丰富阅历是艺术家的宝贵财富，所谓“功夫在画外”也是这个道理。同时，作为一位画家，他有自觉的社会情结。这些年来，他每年都会参加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的书画家“五一”义画义卖，参加市红十字会的笔会义拍，参加抗洪救灾向子弟兵捐画活动等。5.12汶川地震，他在第一时间创作了《大爱》、《危难时刻》、《山崩地裂有子弟兵在》等作品参加上海市政府侨办组织的抗震救灾的书画展，又与著名老画家江南春合作一幅中国画捐助灾区。他说画家无法远离责任和义务，他把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、奉献爱心作为自己人生经历的一部分，作为在丹青路上不断“厚积”的一部分。

记得有位学者说过：“形也、物也、神也，三相遇而知觉乃发”，说的是中国画形神兼备问题，也是中国画的核心理论问题。要表现作品的神韵，就必须充分依托物体本身及其丰富的形态，要把自己的创作主体意识之“神”贯注到作品中间。董伟民先生显然是把握得比较准确的。他厚积了挥洒尽意、简繁自然，他厚积了笔墨韵味、渲染到位。在不断沉淀自己、锐意进取的过程中，伟民先生慢慢释放、突破超越，不断追求着中国画的情与境的谐和，意与象的统一！